香港占中運動，現在看來已經走到一個關鍵的關卡。想繼續占的學生，大約只剩下數百人，而附近的商家則開始反彈。有人怪說是警察和黑道聯手，一起來打壓學生；還有學生寫信給習近平，把責任歸給梁振英，幫北京找退路，也想給自己找一條退路。但都走不通。
原因不難理解，如果北京可以改變人大會通過的普選辦法，不就意味著黨意凌駕在人大會（等於國會）之上，那豈非坐實了一黨獨大的指控？而如果梁振英下台，那以後只要幾萬人上了街，就可以決定香港政局，香港如何管理？沒上街的人難道沒有其他意見嗎？另一個問題是群眾運動必然碰上的難題：如何安全成功的撤退？撤退後如何維持群眾熱情、保持運動的能量？這才是最困難的事。
坦然說，從1989年採訪六四事件以後，我對群眾運動的興起不會感到奇怪，因為它總是有社會基礎的存在。有不滿就有群眾，有群眾就可以集結，但最難的往往是它集結後，要如何收場。1989年的學生運動，北京知識分子早已提議安全退場，讓學生回到校園成為民主的種籽，這是最好的選擇。可是幾個學生領袖說定的退場機制，另外幾個學生領袖就起來批判，說撤退者是「投降派」、軟弱的孬種，結果是另一個人出來取代，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就這樣一直拖下去，直到無法收拾，鎮壓來臨。
在群眾運動現場，最難控制的即是激烈派。不管他們是少數還是多數，只要有人提出激烈的對抗策略，領導者除非已經帶領整個群眾運動很久了，在群眾中有足夠威信，否則很難拒絕。某些領袖者的位置，甚至會被取代。
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一換再換，從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換到了李祿等人，原因即是如此。但當時誰也沒辦法，全世界捐獻進去的錢太多了，資源太豐富了，北京學生也控制不了，最後是外地高校聯合會要出來帶頭，逼得北京學生再出來領導。到最後，誰也控制不了。
這些都是老哏。我試問了後來流亡的知識分子朋友：為什麼你們無法領導學生，好好撤退回校園，卻演變成這樣的悲劇？他們只能說，一開始沒想清楚，失去領導的力量，最後就只能讓群眾拖著走了。
在缺乏網路的時代，群眾還是靠著人的關係來連繫，就難以控制了，更何況現在靠著網路聚集來的群眾，彼此不認識，人群無組織，更是難以掌控。所以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最擔心的還不是學生如何發動，而是最後如何安全撤退。而一些事件的突發，更讓人提心吊膽。例如號召去攻行政院，網路發動開始，群組互相通知，一些不相干的非政治群組也來摻和，誰能分辨彼此身分？誰能拒絕？而發動者都不認識這些人，便無法指揮前進撤退，最後要如何收場？這個絕對是發動者未曾想像的局面，才有後來的失控。
現在香港的占中就面臨相同的難題。號召來了群眾，有人就是不退，不管有多少人是真心，有多少人是來摻和的，號召者都有責任，這要如何是好？
然而，要說退場也不難，主事者決定退，場上一宣布，即可帶主要支持者撤退。但問題是如果撤退得不明不白，一事無成，灰溜溜回家，以後即難以再號召群眾了。所以提出明確訴求，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條件，有可下的台階，這些都得在一開始就先想清楚。
舉例說，占領華爾街一開始搞得轟轟烈烈，網路瘋傳，但最後竟因無具體政策訴求，占領也只是去遊行一番，根本不能動搖華爾街的本質，只能在各地街頭打轉，無疾而終，便是一個典型。
網路時代的群眾，無名無姓，無具體面容的人，來得快，去得急，而且進退之間，不容易控制。這必然是研究未來群眾運動的另一個大課題。（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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