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八一年離開台灣到美國，印象中當時有一個數據：台灣二十條河川中有十九條被汙染（或許現在有些改善），我在丹麥從政後回頭思考，台灣的河川汙染情況，在丹麥不可能發生，丹麥也曾因工業化造成嚴重汙染問題，但政府是透過三十年以上規劃目標的一連串政策執行改善，從汙染源頭管制、汙水處理技術、偵測河川含菌量、排水渠道全面檢討汰換，是系統性的政策推動。
在丹麥，環保不只是環保，觀光收入在首都哥本哈根占很大比例，但是要如何與倫敦、巴黎、羅馬等國際知名觀光城市競爭？當時丹麥以環保為主題進行規劃，例如其他國家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跳下水游泳，尤其是在港邊，只有丹麥可以，所以環保不只是保護環境、居住環境提升，更是城市發展觀光的競爭力。
此外，丹麥實行社會主義，民眾繳納高額稅金，對政府效能要求也很高，如果我們讓海港、河川、湖泊的水質都乾淨到可以游泳，民眾納稅就會感到值得。
丹麥的道路規劃，自行車擁有單一路權，連官員、民代考察都是騎鐵馬上路，在公共建設上，丹麥人普遍有個觀念：「有道路就要讓自行車使用，有水就要讓人游泳。」任何施政考量都是以「人」為主，尤其是現代人的生活模式，如果人們沒有時間去游泳池，任何一條河、一個湖泊都必須可以游泳。
台灣很多縣市長、議員認為，建設讓大家看到的硬體就是政績，但施政其實分為硬體和軟體。排水設施、汙水處理、甚至檢測水質都屬於「硬體」範疇，台灣的情況，我認為國民應該先問自己要什麼樣的環境？透過大量的討論、公民參與，取得共識後訂定一個目標，再從「軟體」開始從事包括國民教育、社會意識的形塑。
這其實是整個社會心態的反省，當社會透過國民教育、反覆溝通建立了環保意識，再來訂定長期的硬體建設計畫，才能打造永續環境，並由整個社會力量維護，而不是看到丹麥的海港可以游泳，回台灣立刻建設可以游泳的海港。
在兼顧「軟體」與「硬體」下，環保在丹麥已經是文化上的習慣，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在擁有這種文化的生活環境，校園、家庭教育讓丹麥人從小就知道擁有什麼權利，也知道什麼是可以要求政府做的事，清楚理解能夠期待社會發生什麼改變，這是丹麥得以透過政治手段來推動改革的最大力量。
【2014/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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