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近來針對大陸民主化及香港政改問題有不少講話，關於香港占中運動，馬英九表示，台灣民眾很關注香港的政治發展，審慎觀察中共能不能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選特首，50年不變」的承諾。他還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但反對用暴力方式達成訴求」，他對台灣學運也是採用同樣態度。
至於大陸民主化的問題，外媒記者問馬英九「認為中國大陸是否會真正實施民主？」，馬英九表示「從來不會妄想中國大陸會很快走向民主，台灣的努力，是希望證明給全世界華人社會，一個本來是舶來品的民主，在也可以生根、發芽而且成長為一棵大樹」，他表示「這是我們存在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馬英九的談話既表達了對香港民主的關心、對台灣民主的優越感，也多少表達了不認為大陸民主能一步登天的穩健。當然，馬英九談話有與大陸在民主問題上較勁的意味，甚至把這種「民主競賽」當作是台灣「存在很重要的一個理由」。更重要的是，馬英九的民主觀還是典型的西方中心思維，他認定的民主政治還是歐美模式，因此他非常內化的把民主之於台灣稱為「舶來品」。
馬英九強調台灣民主的優越性，自然有某種「兩岸民主競爭論」、「兩岸政治體制競賽論」的意味，結合馬英九的「台灣民主舶來品論」來解讀，就出現了比較民主這個「舶來品」，究竟在大陸、還是在台灣生存發展的轎好的課題。
馬英九的觀點，其實是台灣多數人的觀點，這樣的想法其來有自。因為，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並沒有自行發展出近代西方意義上的民主體制、民主政治，亞洲的民主體制、民主政治不是本土自我發展的產物，而是從西方國家輸入，包括理論與實踐。
專研中國模式的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概述亞洲民主政體的產生途徑，首先是「殖民地遺產」，香港的民主是典型例子，台灣在日劇時期的境遇也是另外的例證。其次是西方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占領」，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西方國家武力催生下的民主，固然發展迅速，但確實存在扭曲與變態。第三，是在外部壓力下的內部民主化，也就是統治集團迫於「外部地緣政治壓力」，透過民主化來繼續求助西方和美國的支持，同時統治集團也面臨內部的民主化壓力，因而水到渠成，韓國和台灣是典型例子。
無論是哪種型態的民主化道路，亞洲國家都缺乏時間與空間發展適合自己國情，結合自己政治社會發展脈絡的民主體制。這和西方國家的民主有著重大差別，也是導致亞洲式民主、台灣式民主出現扭曲變態的根本原因。
西方民主以雅典城邦政治為理想範本，在王權、貴族與平民相互角力中誕生，因而發展出一種不是你死我活鬥爭，而是妥協與合作競爭的制度，用鄭永年的話來說存在一種「妥協文化」。民主政治儘管存在鬥爭和衝突，比如選舉，但其主體還是妥協，在鬥爭之後，須達成合作，否則，民主政治就無法運作。這是內在於西方社會的政治文化，形塑了西方民主的運作模式。對台灣而言民主是舶來品，政治文化中並不包含競爭與妥協的DNA，當我們認定「民主是好東西」而全盤吸收時，並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檢討自身的政治傳統與政治文化，逐步剔除、淘汰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不利因素，讓舶來品轉變成本地貨，變成有著優良品質的台灣製造。
以台式民主來說，民主運作未能結合傳統以民為本和中庸之道的思維，發展出人民利益優先於黨派私利、競爭優於鬥爭、衝突必須妥協的思維與運作模式，反而結合了傳統政治文化中「家天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遺毒，西方以「競爭」和「妥協」為本質的民主政治，已劣化成你死我活的鬥爭政治。
當我們討論兩岸政治體制孰優孰劣，探索大陸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路向時，必須真實面對民主舶來品的本土化過程，重新思考如何從大陸與台灣的國情出發，共同摸索出一條適合中華民族的民主道路，尤其台灣，不能僅僅拿著外來的尺度來測量比較。從中華文化的核心出發，這樣的兩岸民主競爭才具有紮實的意義，也才真正兩利於兩岸一家親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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