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佔領街頭演講台灣民主經驗，我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因為這兩朵花──這兩場大型學生運動，分別標誌著台灣民主轉型的兩個階段，而且可以說，後者正是為了彌補前一階段民主化遺留的問題。
1990年的三月野百合學運凝聚了此前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甚至象徵了民主化的臨門一腳。學生最主要的訴求是國會全面改選，這個從70年代初開始被提出的改革主張一直是反對運動的核心目標，因為其不但既具有民主化意涵，也意謂著本土化與省籍政治平等。第二個訴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則是既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也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定位。第三個訴求實行政經改革時間表，代表學生希望在政治改革方案外，也呼籲經濟與社會改革，雖然這在當時是比較虛的。召開國是會議則是一個對改革的程序性要求。
萬年國會和臨時條款都在第二年就廢除，接下來幾年還有其他民主化工程，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和總統直選，但台灣確實在幾年內建立起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
然而，台灣新民主的虛弱與不足也在這個民主逐漸鞏固時──鞏固指的是相關行為都接受民主規則，但這也同時代表既有利益和權力的鞏固化──逐漸暴露出來：
其一、民主的空洞化。台灣的新公民更習慣做選民而非真正的公民，尤其民主化與本土化過程中民眾對藍綠政黨的強烈認同與情感，以至於我們未能更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監督政客，讓他們越來越傲慢，不斷靠政治幻術來欺瞞與操控選民。
1990年的三月野百合學運凝聚了此前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甚至象徵了民主化的臨門一腳。學生最主要的訴求是國會全面改選，這個從70年代初開始被提出的改革主張一直是反對運動的核心目標，因為其不但既具有民主化意涵，也意謂著本土化與省籍政治平等。第二個訴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則是既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也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定位。第三個訴求實行政經改革時間表，代表學生希望在政治改革方案外，也呼籲經濟與社會改革，雖然這在當時是比較虛的。召開國是會議則是一個對改革的程序性要求。
萬年國會和臨時條款都在第二年就廢除，接下來幾年還有其他民主化工程，包括廢除《刑法》一百條和總統直選，但台灣確實在幾年內建立起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
然而，台灣新民主的虛弱與不足也在這個民主逐漸鞏固時──鞏固指的是相關行為都接受民主規則，但這也同時代表既有利益和權力的鞏固化──逐漸暴露出來：
其一、民主的空洞化。台灣的新公民更習慣做選民而非真正的公民，尤其民主化與本土化過程中民眾對藍綠政黨的強烈認同與情感，以至於我們未能更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監督政客，讓他們越來越傲慢，不斷靠政治幻術來欺瞞與操控選民。
政治淪為金權民主
其二、政治民主化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與經濟改革（雖然多了若干福利政策），反而淪為金權民主，讓富人和財團在政治場域中有更大影響力，並更進一步惡化社會不平等。
其三、從第一次總統選舉，北京就試圖成為一個台灣民主的外在干預者。過去幾年雖然少提武力威脅，但改以各種滲透與經濟操控，構成所謂「中國因素」（我覺得說「北京因素」更恰當，因為中國因素指涉太廣泛，而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正是北京決策者的意圖與行動。）
這三個台灣民主的貧困，恰恰是太陽花運動的社會根源：對既有民主的不滿，對於社會經濟現實的不爽，對於中國/北京因素的不安。問題是，如果太陽花取代野百合為我們構築新的政治想像，那麼太陽花之後，到底這個想像可以實現多少？
我曾寫過，在太陽花運動中誕生新一代的批判性公民，但這些新公民真能改變了台灣既有的腐臭政治？至今半年，似乎沒有出現打破既有藍綠格局的新政治論述，但確實有不少實際的青年重新介入政治的行動，包括年底選舉的青年參政，以及公民組合近來推動青年返鄉投票。
就抵抗北京因素來說，佔領之後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醒增加，但焦慮也更增加，近來包括淡江陸生選學生會長、以及中生健保問題又成為爭議。顯然，對於「北京/中國因素」在台灣我們需要更多理解與對話，而不是只有擔憂和排斥。
太陽花運動最薄弱的部分是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議程。過去幾年，新世代對於社會不平等的抗議之聲越來越大，所以民進黨在2012年以「公平正義」作為總統競選主軸來爭取選民認同。太陽花運動在初始的論述也提及不平等的問題，但不論在運動之中或之後卻沒有深化。
建構台灣新民主想像，還有許多花要開。
其三、從第一次總統選舉，北京就試圖成為一個台灣民主的外在干預者。過去幾年雖然少提武力威脅，但改以各種滲透與經濟操控，構成所謂「中國因素」（我覺得說「北京因素」更恰當，因為中國因素指涉太廣泛，而所謂「中國因素」指的正是北京決策者的意圖與行動。）
這三個台灣民主的貧困，恰恰是太陽花運動的社會根源：對既有民主的不滿，對於社會經濟現實的不爽，對於中國/北京因素的不安。問題是，如果太陽花取代野百合為我們構築新的政治想像，那麼太陽花之後，到底這個想像可以實現多少？
我曾寫過，在太陽花運動中誕生新一代的批判性公民，但這些新公民真能改變了台灣既有的腐臭政治？至今半年，似乎沒有出現打破既有藍綠格局的新政治論述，但確實有不少實際的青年重新介入政治的行動，包括年底選舉的青年參政，以及公民組合近來推動青年返鄉投票。
就抵抗北京因素來說，佔領之後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醒增加，但焦慮也更增加，近來包括淡江陸生選學生會長、以及中生健保問題又成為爭議。顯然，對於「北京/中國因素」在台灣我們需要更多理解與對話，而不是只有擔憂和排斥。
太陽花運動最薄弱的部分是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議程。過去幾年，新世代對於社會不平等的抗議之聲越來越大，所以民進黨在2012年以「公平正義」作為總統競選主軸來爭取選民認同。太陽花運動在初始的論述也提及不平等的問題，但不論在運動之中或之後卻沒有深化。
建構台灣新民主想像，還有許多花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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