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中運動的異同引發諸多討論，除年輕世代對民主與自由制度鞏固深化的覺醒與追求，具較高理想性與深切的焦慮外，兩個運動所蘊含的是一種根本性體制信任動搖的表現，是人民集體對國家、政府、社會的總體不信任，也是人民對既存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基礎結構崩解的焦慮，及對期待最終信任重建的必然結果。
基本尊嚴不容剝奪
九七後的香港與三通全面開放後的台灣，在面對中國崛起的衝擊，政經社文各方面，幾乎都呈現無力抵抗、節節敗退的困境甚至危機。
港台多數人民在物質基礎上都面臨實質薪資所得倒退、民生物價的通膨壓力驟增、貧富階級的差距擴大、世代間資源的掠奪等問題。普通人民與富人在提供滿足個人需求與充分人格開展的資源支配上，前者幾乎處於為有尊嚴的存在奮力爭取到近乎心力枯竭的邊緣，但後者卻恣意炫耀無窮盡的貪婪物欲，兩者間呈現近乎殘酷的強烈對比落差。
經濟民生不只是個人賴以為生的物質條件，在現代社會更是維持基本人性尊嚴的需求，當最卑微的尊嚴都將被剝奪之際，文明與秩序必然搖搖欲墜。
然而就精神基礎而論，制度是權力與利益分配的理性化安排，是人際間互動的共識化模式；而價值則是生命意義追求的目標與安身立命之寄託。當國家或政府殘暴地對自由、民主、人權的進行壓制與戕害，弱肉強食原始社會的返祖現象，漸成真實景象。
換句話說，當人們感受到的是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的堅持日趨薄弱，則制度與價值這兩項個人存在的最低信賴基礎與最終追求目標俱同消失，失序與混亂終將成為社會常態。
港台多數人民在物質基礎上都面臨實質薪資所得倒退、民生物價的通膨壓力驟增、貧富階級的差距擴大、世代間資源的掠奪等問題。普通人民與富人在提供滿足個人需求與充分人格開展的資源支配上，前者幾乎處於為有尊嚴的存在奮力爭取到近乎心力枯竭的邊緣，但後者卻恣意炫耀無窮盡的貪婪物欲，兩者間呈現近乎殘酷的強烈對比落差。
經濟民生不只是個人賴以為生的物質條件，在現代社會更是維持基本人性尊嚴的需求，當最卑微的尊嚴都將被剝奪之際，文明與秩序必然搖搖欲墜。
然而就精神基礎而論，制度是權力與利益分配的理性化安排，是人際間互動的共識化模式；而價值則是生命意義追求的目標與安身立命之寄託。當國家或政府殘暴地對自由、民主、人權的進行壓制與戕害，弱肉強食原始社會的返祖現象，漸成真實景象。
換句話說，當人們感受到的是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的堅持日趨薄弱，則制度與價值這兩項個人存在的最低信賴基礎與最終追求目標俱同消失，失序與混亂終將成為社會常態。
誰來喚回社會共識
對所有國家人民而言，人民對政治制度與社會連結的最大共識呈現於《憲法》文本上，儘管政府各部門運作不良及功能失靈，最終都得以在修復與導正偏離的憲政體制運作後獲得緩解。
但事實上，《香港基本法》規定在2017年實施特首普選的承諾，在經過中國人大公開宣示否定後，香港人最後一絲撥亂反正的期盼，頓然全失依歸；台灣雖在主權上尚保有最後一點自主性，但總統有權無責的行政獨裁，代議民主功能的僵局與局限、直接民主選擇的閹割與欠缺，也讓人民對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上，喪失建構共識的溝通場域。
港台兩地的現狀是，政府與人民之間充滿不信任與對立感，個人間的關係則充滿自利性與疏離感。當生成社會所需要的生命共同體的意識蕩然無存，此時誰最被期待能重新喚回命運相繫的共同體感，並落實成為共同改造現狀的持久奮戰目標，當然正是那領導太陽花學運與佔中行動的年輕世代。
但事實上，《香港基本法》規定在2017年實施特首普選的承諾，在經過中國人大公開宣示否定後，香港人最後一絲撥亂反正的期盼，頓然全失依歸；台灣雖在主權上尚保有最後一點自主性，但總統有權無責的行政獨裁，代議民主功能的僵局與局限、直接民主選擇的閹割與欠缺，也讓人民對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上，喪失建構共識的溝通場域。
港台兩地的現狀是，政府與人民之間充滿不信任與對立感，個人間的關係則充滿自利性與疏離感。當生成社會所需要的生命共同體的意識蕩然無存，此時誰最被期待能重新喚回命運相繫的共同體感，並落實成為共同改造現狀的持久奮戰目標，當然正是那領導太陽花學運與佔中行動的年輕世代。
新台灣國策智庫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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