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常提到人的姓名是家族族譜的標記，而姓名邏輯則是族群的標記。比方說客家族群的姓名邏輯中，女性名字最後一個字經常是「妹」。在沒有戶口名簿的傳統社會，唯一記載姓名的文件就是家族祠堂裡的宗譜和訃聞。但是當現代國家誕生後，戶口登記文件的效力比宗譜要強，於是國家的政策就很容易驅使人們改變姓名邏輯。
日本正是典型的例子。
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擴張，北海道、琉球、朝鮮、台灣，先後都有政策驅迫當地居民改成日本名。金城武的「金城」其實不是傳統日本姓，是琉球人在接受日治後出現的琉球姓。「新垣」、「比嘉」，都是琉球才有的「日本姓」。
台灣總督府的姓名調整政策很晚，強度也不高，因此除親日士紳，只有領公家薪水的教師和警察階級被半強迫的改成日本姓。這就是為什麼父親是義警的李登輝會有「岩里政男」的名字，又為什麼當學校教員的柯文哲祖父會有日本姓「青山」，其他如邱創煥等曾任日治時期教員的人，很多都有日本名。
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擴張，北海道、琉球、朝鮮、台灣，先後都有政策驅迫當地居民改成日本名。金城武的「金城」其實不是傳統日本姓，是琉球人在接受日治後出現的琉球姓。「新垣」、「比嘉」，都是琉球才有的「日本姓」。
台灣總督府的姓名調整政策很晚，強度也不高，因此除親日士紳，只有領公家薪水的教師和警察階級被半強迫的改成日本姓。這就是為什麼父親是義警的李登輝會有「岩里政男」的名字，又為什麼當學校教員的柯文哲祖父會有日本姓「青山」，其他如邱創煥等曾任日治時期教員的人，很多都有日本名。
被逼改姓非因意志
他們的改姓不是因為意志，而是因為制度驅迫使然。好比威權時代沒有加入國民黨就不能當校長的潛規則，我們有資格說昔日加入國民黨的校長們就是威權體制的幫兇嗎？
日治時代結束後，就沒有政策壓迫姓名邏輯嗎？其實依然存在。
由於日本姓名邏輯可用假名，因此原住民在日治時代可直接用假名拼出他們姓名，只是進入公家系統任職，或是成為日本統治樣板時會有日本名，比方說霧社事件裡的花岡二郎以及妻子高山初子。高山初子的原住民姓名叫Obing Tadao，光復後改叫高彩雲。她的一生中，沒有政府尊重過她的原住民姓名。
早期國民政府因為只准以漢名登記戶口，因此不懂漢名邏輯的很多原住民在登記戶口時被戶政人員亂取姓名，經常父親和兒女的姓有好幾個，最後造成許多莫名其妙的遺產爭議。
直到1992年《姓名條例》修正後，原住民才可以使用原住民名字。但很多原住民都沒有換掉漢名，因為在漢人社會要堅持原住民名，要忍受很多不便。這不是他們忘祖，而是環境強迫使然。至於其他少數民族，《姓名條例》裡則根本不能使用漢名以外的拼音名字。
日治時代結束後，就沒有政策壓迫姓名邏輯嗎？其實依然存在。
由於日本姓名邏輯可用假名，因此原住民在日治時代可直接用假名拼出他們姓名，只是進入公家系統任職，或是成為日本統治樣板時會有日本名，比方說霧社事件裡的花岡二郎以及妻子高山初子。高山初子的原住民姓名叫Obing Tadao，光復後改叫高彩雲。她的一生中，沒有政府尊重過她的原住民姓名。
早期國民政府因為只准以漢名登記戶口，因此不懂漢名邏輯的很多原住民在登記戶口時被戶政人員亂取姓名，經常父親和兒女的姓有好幾個，最後造成許多莫名其妙的遺產爭議。
直到1992年《姓名條例》修正後，原住民才可以使用原住民名字。但很多原住民都沒有換掉漢名，因為在漢人社會要堅持原住民名，要忍受很多不便。這不是他們忘祖，而是環境強迫使然。至於其他少數民族，《姓名條例》裡則根本不能使用漢名以外的拼音名字。
受壓迫的不是漢人
壓迫姓名邏輯的國家政策，在台灣並沒有消失。我們沒有感覺，是因為被壓迫的不是我們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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