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本次大選結果出爐後，不少人高喊公民力量勝利，號稱由公民社會支持的第三勢力也呼之欲出。但由種種選後情狀來看，也許公民力量並未勝出，僅是有所突破。兩大黨的勢力固然有所消長，但仍「共同」擁有相當大的支配力。面對此一現象，或許我們可從其他的角度來思考。
這兩年在台灣爆紅的桑德爾教授，今年九月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文集「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此書的理論性不高，探討議題又以美國政治為背景，原本與我們關係不大，但是該書第一部分楬櫫的思考路徑，卻可能與台灣當前狀況有著意外的關連性。
該書一開始就探討「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學」，提出一個美國歷史的重要問題：「什麼樣的經濟體制最適於自我治理？」然後以傑佛遜的製造業懷疑論（不利公民德行培養）開始，一路談到威爾森與老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一二年的競爭，指出陣營雖不同，但雙方都共同認為：「針對各種經濟與政治制度，應該以它們是否促進或侵蝕自我治理所需的道德品質來加以評估」。接著轉折到新政與凱因斯經濟學的出現，催生了以成長、就業與分配之政策目標為主導的新政治經濟學，以及強調如何達到共同目標之手段與途徑的「程序共和論」。兩者合作拋棄了公民德性培養以及經濟自我治理的價值觀，塑造了以平等以及權利為主的當代自由派政治，卻也因此喪失了公民共和的精神動力。
此一論述對我們有何可參考性呢？近來當紅詞彙「公民」，也是桑德爾論述的主角，但是桑德爾偏重的是公民德性與公民共和，與台灣流行的公民社會論，在思想史基礎與指涉方面，都有重大差異。後者更傾向多元分歧、民間自主、反抗，甚至隱然有著國家、政府與體制的懷疑論傾向。然而「翻譯過來」的語彙原本就有著本土的歧義發展性，當三一八群眾衝入立院，喊出「退回服貿、先立法後審查」時，公民社會與公民共和卻隱隱有著異質融合的趨向。
對經濟體制進行自我治理
至少有兩個跡象可以考察。第一，運動後新興的團體與組織，許多都傾向於以「民主」做為主要關懷點，救國家、台灣獨立、公民投票、公民參與等，更為「政治性」的議題，取代了舊有的社運議題，激起廣大共鳴，引發積極投票、從政、組黨等行動。冷漠的宅男女世代突然變成了積極公民的熱血青年。更重要的是第二，服貿與立法（監督條例），一個經濟，一個民主，兩個議題的奇妙結合，似乎有趣地反映了美國老共和主義關心的「經濟體制」與「自我治理」之關係思考。更直白地說，年輕人等於喊出了「我們要對經濟體制進行自我治理」的共和主義主張！
此一趨勢有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政治與經濟不再是「問題」層面的相互關連，不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涉及公民「主體」德行的造就與能力的培養，因為公民要透過政治過程，對經濟進行自我治理。其次，經濟也不再只是經濟「政策」的問題，不再是如何達到總體經濟的成長、就業與分配的技術問題，可交由「學者專家」來回答（想想院士博士們的表現吧）。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要正面承認這些問題也涉及太多「重大價值」的辯論，與攸關大家生活內容的經濟「體制」選擇，而不僅是目標已訂定後的「工具」如何設計而已。因此，不要再躲在價值中立的帷幕之後了，讓我們來辯論價值吧。
第三，郭台銘投資助選的大失敗，經濟選民影響力的衰退，同時印證著「公共選民」勢力的抬頭，而且此一趨勢可能伴隨著年輕世代投入公共關懷而日益增強。這並不是說大家投票時，不考慮自身「利益」（就業機會、投資等），而是除了利益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價值需要考量，例如環境、貧富不均、尊嚴等。經濟政策僅是滿足低階唯物需求的工具，但是「經濟體制」卻同時影響界定著「我們是誰」，「我們要過如何的生活」：我們僅是領了薪水下班回家打電動的宅公宅娃；遇到選舉聽老闆的話投票；手中幾張股票上漲就自以為發財；看到人家上街抗爭還咒罵他們影響股價嗎？還是我們在許多現實無奈之外，總是拒絕讓職場界定我們的人生意義，不讓權貴牢籠我們的民主前景？
第四，公民精神的覺醒，終於讓我們有機會意識到，ＧＤＰ至上主義的政策不僅是拉大貧富差距、創造社會不公；發展主義的經濟體制，也不斷地在塑造惡質政治文化、腐蝕公民精神。經濟選民、樁腳買票與威權侍從主義，絕不只是政治治術，而是發展主義的近親家族，不但國民黨信仰之，綠營與民進黨也頗為不乏擁抱投靠者。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三一八之後，台灣社會力有著從公民社會的衝撞對抗，邁向參與治理、擔負責任與肯定政治的公民共和方向發展趨勢。前者絕不可能消失，很多議題領域的衝撞甚至還不夠激烈，但是參與者的意識內容已經產生調整，公共領域的論述結構也更複雜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反思點是：如果要真正超越藍綠，恐怕首要的不是超越藍綠彼此的「差異」，而是拋棄藍綠政治的「共同」癖好：不僅是發展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拋棄，而更包括其「政治哲學」。
最後引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的話來做結論：「我認為，概括而論，我們必須堅持將來更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發展財產和資本之民主控制的新型態。…涉及組織集體決策時，市場和投票箱不過是兩個極端。新的參與和治理形式，仍有待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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