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大部分的日本國民恐怕已經忘記，二○一○年菅直人曾經高喊著創造「最小不幸社會」的口號，出任日本首相；當然，也不容易記得，消費稅的兩階段提升是野田內閣在二○一二年所提出並且通過的法案。但是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民主黨政權的社會性格，無論如何，具有高度的時代意義。
二○一一年三一一核災後，原本「應該」在民主黨政權（二○○九—一二）下，從「拚經濟」順利過渡到「拚社會」的日本，今天卻時代倒退似地重現「拚經濟」，甚至「拚政治」的擬象。所以說，民主黨執政的失敗，在日本政治發展史上不得不說是一大悲劇，使得日本政治的時代性過渡，遭遇瓶頸。
日本已經是越過經濟發展頂點的成熟社會，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顯著的老年化社會，六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已經接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成熟老齡的社會結構中，經濟成長戰略的實施極具挑戰，同時也充滿魅力。不過，經過兩年的實驗，隨著凱因斯（第一、二支箭）與海耶克（第三支箭）的思想性抗拮日益顯現，安倍經濟學的退潮，已是歷史的必然。
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金融緩和）和第二支箭（財政出動）是典型的凱因斯主義。凱因斯主義強調政治對於經濟政策的主導性以及市場效果的產出，期待政治對經濟影響的極大化。安倍結合中央銀行與官僚系統的力量，將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在短期內發揮到極致。兩年來市場反應積極，股匯市一升一貶，完全照政治劇本演。
但到了第三支箭（成長戰略），市場反應則明顯無力。原因無他，在連郵政和核電都已經民營化的日本，政治對於產業創新、企業成長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所以除了市場開放、規制緩和，極度減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之外（新古典派經濟學），早已無計可施。
東西冷戰的終結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的瓦解，幾乎同時。泡沫經濟瓦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日本宛如政治經濟學的實驗室一般，人類史上最長的零利率時代，以及相對於預算規模最高比率的財政赤字都已經在日本實現。日本廿幾年來用盡了經濟學教科書上所有的金融、財政手段，也無力刺激景氣的回復。問題已經極為明顯，長期而且固定的「美元貶＝日圓升」，被認為是廿餘年來日本經濟漂流的根本病灶。
只是，在全球規模的零組件供應鏈高度完成的今天，對於在長期日圓升值過程中，早已不得不揚棄全套型生產體系的日本國際企業而言，區別進口利益和出口利益，已無太大意義。例如，兩年來在相對的日圓貶值趨勢下，日本依然連續廿八個月（今年十月止）出現貿易赤字，即是明證。
廿五年前的一九八九年是日本泡沫經濟的頂點，日經股價指數來到了史上最高的三八九一五點。當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人口占總人口的一一．六％；今天，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也已經達到全人口的一一．五％，幾乎一模一樣。雖然廿五年後的台灣，是不是今天的日本，沒人知道。不過，如何從「拚政治」和「拚經濟」過渡到「拚社會」，將是未來廿五年台灣最重要歷史課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