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五月，歐洲議會選舉，訴求反經濟整合的民粹極右派政黨在法、英等成熟民主國家取得第一高票。九月，蘇格蘭獨立公投，訴求改變的蘇格蘭獨派聲勢一度領先。十一月台灣九合一選舉，執政黨出現大出民調專家意外的崩壞。
以上三項選舉性質不同、地點不同、選舉議題不同，但相同的都是出現世代分裂投票。
在歐洲一直都是政治邊緣力量的民粹極右政黨與蘇格蘭獨立派，為何一夕之間崛起成為另一種主流？同樣地，在這次台灣地方選舉中，許多向來被看好的執政縣市為何出人意外地一夕變天？
年輕世代的投票行為改變了選舉生態是一種普遍而方便的解釋，然而，為何年輕世代的投票在二○一二年法國的總統大選與台灣的總統大選，沒有出現這樣驚人的力量？為何年輕世代的執政黨候選人，面對在野陣營上一世代候選人時同樣落敗？更令執政者困惑的是：為何經濟成長率在好轉，失業率在下降（如台灣），就業率接近歷史新高（如英國），青年世代依然憤怒？
因為勞工／工作貧窮與青年貧窮的現象，被這些成長、就業數據隱藏起來。根據英國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調查，以所得低於全國平均薪資六成作為相對貧窮的定義來觀察，過去十年間，英國廿五歲以下貧窮比例大幅增加，三分之二的失業人口進入就業市場的工作為低薪無保障工作，而他們的薪資則低於生活所需的必要薪資水準，因此經濟復甦、低失業的真相其實是仍然有很多人陷於貧窮。而勞工／工作貧窮人數則與失業人數一樣多，高達四成的就業人口，包括許多傳統定義下的中產階級，是活在就業貧窮狀態。很多在路上穿著光鮮亮麗的上班男女，其實是你我想像不到的薪資貧窮階級。因此，包裹了低薪工作的經濟成長率與就業率，不再是衡量經濟生活觀察指標。
為何工作不再是脫離貧窮的答案？因為缺乏保障與低薪的工作、因為高房價與高物價。缺乏保障與低薪的工作是經濟全球化之下，勞動價值受到貶抑、資本家價值得到提升的產物；高房價與高物價則是金融全球化下，全球熱錢投機流動的結果，造成的是資產階級的財富累積遠遠超過薪資所得的累積速度。當個人的才能不再是階級流動的途徑，而是資本與資產的擁有，教育就不再是可以令人振奮的故事。當中產階級的陷落與年輕世代的低薪成為普遍現象，抗議投票（vote of protest）與怨恨投票（vote of resent）就會在全球大大小小不同的選舉中不斷出現。
經濟與金融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並非今日才有的現象。廿世紀初，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社會革命與戰爭，最終造成第一波全球化的終止，即為一例；而這些歷史上的發展則為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所預期。
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則提供了從蘇格蘭到台北、從歐洲到台灣，為何薪資階級與青年階級都出現抗議投票與怨恨投票的答案。世代差異投票反映了階級投票的本質。有了這樣的理解，對執政黨而言的好消息是，學理上抗議投票與怨恨投票屬於短期、可變動的理性投票行為；壞消息則是，低薪、高房價問題是執政黨已嘗試處理、但至今仍無法有效回應的政策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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